“人民群眾反對污染是對的，
當民眾反對派與政府的沖突發生后，面對謾罵，王維平堅持以理性來說服大家，最終搭建起政府與民眾的溝通橋梁
有人罵他“王自焚”，有人給他寄子彈、帶血的菜刀。在中國風起云涌的反垃圾焚燒運動中，已過花甲的“垃圾專家”王維平陸續收到這樣的恐嚇。
他曾經想過要沉默以對，但最終，他走進鳳凰衛視的“一虎一席談”——在節目現場，他看到有人拉著血書寫的橫幅——“反對焚燒”，甚至還有臟話。
“當時只有一個念頭，我是人大代表，又是這個行業的從業者，必須在這樣的公開場合讓老百姓知道真相，了解垃圾焚燒�！蓖蹙S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搭建溝通橋梁
在一片吵罵聲中出場的王維平，發現自己被請上了PK臺，對面坐的是“反燒派”的意見領袖和專家，臺下坐的是打著橫幅的“反燒派”群眾。
2009年9月，為了反對在社區附近3公里處建阿蘇衛垃圾焚燒廠，100多名奧北社區的居民在東三環農業展覽館附近“散步”。共有7人因此被拘留。
這一次，王維平和對他“恨之入骨”的“反燒派”在節目中相逢了。
身材高大的王維平鎮定自若，先給在座的嘉賓和觀眾提了三個問題：
“第一，在座的有沒有不排垃圾的？如果有，請舉手�！毖莶ナ乙黄瑖u聲，沒有人舉手。
“第二，誰住過垃圾場，請舉手�！边�是沒有人舉手，演播室漸漸安靜下來。
“第三，誰去過焚燒場？”依然沒有人舉手。
在“反燒派”眼中“臭名昭著”的王維平，卻是一位真正住在垃圾場里調研的垃圾專家。在垃圾堆里摸爬滾打十多年，為調研垃圾問題裝成乞丐混入“丐幫”，撿垃圾，吃蒼蠅飯……他甚至要求博士生也要住在垃圾場。他最終成為了“丐幫”的精神領袖，并由此成為中國對垃圾回收及相關產業鏈進行調研的第一人。
“我不是主燒派，我主張垃圾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王維平說。正是這句話，讓奧北社區的“反燒派”意見領袖“驢屎蛋兒”決定和這位專家加強溝通。
王維平告訴大家，“垃圾焚燒歷經百年，已經是相當成熟穩定的工業化技術，特別是在發達國家，垃圾處理的主流技術就是焚燒。而垃圾焚燒場的核心技術正是煙氣凈化，它的凈化標準比燃煤爐的煙氣凈化技術都成熟，排煙標準比其他燃爐要苛刻得多。”
他甚至提出，政府應該帶領大家去垃圾焚燒廠參觀，“人民群眾反對污染是對的，政府要傾聽群眾的意見。咱們觀點不同沒關系，但應該互相溝通。如果政府不出面把真實情況告訴群眾，那政府有責任�！蓖蹙S平說，“只有溝通才有社會和諧。”
節目錄制后，王維平向在場的人群公開了自己的聯系方式，表示愿意和大家溝通，隨時回答大家的提問。
一場連主持人都擔心失控的節目在溝通中和平結束了。
事后，王維平的辦公室就成了“驢屎蛋兒”等人經�！肮忸櫋钡牡胤�。因為找的人多了，在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只要有人打聽王維平的辦公室，門衛不用查便脫口而出：“東樓211”。
辦公室只有10余平方米，卻放了一張約2米長的三人沙發和兩張單人沙發，墻上掛著北京市的垃圾處理場分布圖。
“垃圾問題是關系民生的公益性事業”，王維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需要政府、企業、公民三方面共同努力，不是對抗，不是指責，不是示威游行�！�
他說，“我的身份最合適，我是民主黨派，不是官，是這行"不能動搖"的專家。我是市人大代表、也是61歲的老人了，如果不是因為市政府參事身份就退休了，我早已沒有升遷機會。他們會信任我�！�
政府方面也表現出了善意。2010年2月，王維平帶領著7人考察團前往日本考察垃圾焚燒。除了北京市市容市政管理委員會的官員、專家和兩位記者之外，還有了反對派意見領袖——市民代表“驢屎蛋兒”。
“比三甲醫院還干凈�！边@是“驢屎蛋兒”對日本垃圾焚燒廠的評價，“如果中國的垃圾焚燒廠能做得像日本現在這樣，我也愿意住在它的隔壁�！�
沖突就這樣走向了對話。
搞垃圾搞出了名
如今，王維平和“驢屎蛋兒”，以及垃圾場附近的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知道王維平曾經拉二胡賣藝，“驢屎蛋兒”還特意送了王維平一把二胡。
聊到興致處，王維平從書柜里拿出這把精致的二胡，頗為專業地拉了一段G小調。他捋捋花白的頭發，說，“有點兒傷感吧？這音樂是表達——我們也曾有過美好的歲月�！�
與共和國同歲的王維平，因家境貧窮，吃過野菜、草根，為了謀生，年少時曾經拉二胡賣藝。后來，刻苦攻讀8年，他成了一名傳染病�？拼蠓�，并陸續出版了5本著作。但在37歲那年，他突然轉行了，要去研究垃圾。
轉行的原因是他發現怪病越來越多，參看國外資料后才知道，致病原因來自環境污染。
王維平心里有筆賬：當醫生，一天看25個病人，一輩子不過看5萬個病人，可是中國經濟發展這么快，環境污染這么嚴重，不從根本上診治，看再多的病人也只能是“頭痛醫頭”。于是，他決定研究垃圾處理。
那是80年代中期，在中國龐大的科研隊伍中，尚未有專門研究垃圾問題的專家，更沒有垃圾研究所。王維平于是自費去日本早稻田大學環境應用專業學習。當時他給自己訂了兩個目標，一個是學習日本的特殊污水處理，一個是研究垃圾處理對策。畢業后，他放棄在日本俸祿優厚的職業，回到北京，在市環衛局繼續從事垃圾研究。
隨著環保日益被重視，2000年，北京市環衛局被并入市政管委。作為北京環衛行業唯一的留學人員，王維平被調到固體廢物部門從事研究。
“我搞的研究對象就是垃圾，人家說這是下里巴人，可是，我搞垃圾也搞出名了，不過，我可不是坐在屋里抄出來的。”王維平常常以“下里巴人”來自嘲，又以沒有關起門來做學問而自豪。
在垃圾場摸爬滾打10余年后，王維平提出了“循環經濟”，當年被認為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后來被寫進了《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和《循環經濟促進法》。
王維平一直在促進垃圾“減量化、資源化”。在2008年的北京市人代會上，王維平對此領銜提交建議。
2009年4月28日，北京市委市政府發文，各委辦局、各區縣都簽了責任書，明確哪個部門負責凈菜進城，誰來監管過度包裝，都有了明確分工。
從2010年4月中旬開始，北京把每周四定為“垃圾減量日”。11月18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草案)》發布，這意味著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和市政府已經將垃圾管理提升到立法計劃中。
“垃圾對策真正實現了戰略性轉移——從末端處理垃圾到實現減量化、資源化——這是我們呼吁了15年，努力了15年的結果。”王維平自豪地說。
努力似乎仍在繼續生效。最近，又產生了一個讓王維平很高興的數據——從去年開始，北京市每天產生1.84萬噸垃圾，在2010年11月，這一數字減少到了每天1.74萬噸�！耙惶鞙p少0.1萬噸，這是北京史無前例的垃圾負增長！” 本刊記者/王婧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